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的孙伟增老师，研究城市与区域经济，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: Economic Policy、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、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经济研究》《管理世界》等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，常年保持着“5篇论文在想、5篇在写、5篇在投”的节奏。
本期“我与南审”，走进了孙老师的课题组。几位同学讲起跟着孙老师做科研的日子，记住的不是发了几篇论文，而是一个寒假，一间教室，和老师经常说的几句话。
寒假的崇仁楼110室
今年1月4日，放寒假前一周，孙伟增老师在崇仁楼110开组会时提了一件事：寒假期间有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，适合集中做科研。如果大家愿意，可以趁这段时间跟着他一起系统推进，练一练从文献梳理到研究设计、再到专家论证的完整流程。
他没有给大家任何压力，只是很平静地说，想留下来的同学可以报备，住宿和办公场地他来协调。
最终，课题组5位同学留了下来。
前两周，大家各自远程推进基础工作。从第三周起，5个人跟着孙老师在崇仁楼110集中办公。大家围坐在会议室长桌两侧，各自对着电脑推进。孙老师也坐在一旁，一边处理核心内容，一边关注每个人的进展。办公室里常常只剩下敲键盘、翻资料和偶尔低声讨论的声音。遇到学生理不清的问题，他就停下来当场讲解。
2025级应用经济学学硕余蓉记得，有一次她和2024级理论经济学学硕章心遥在梳理研究框架时，始终理不清两组概念之间的区别，讨论了很久还是乱。孙老师没有直接给出答案，而是带着她们一层一层梳理逻辑：哪些属于“正在做的”，哪些属于“最终要衡量的”。经他这么一讲，原本缠在一起的概念一下子就清楚了。
 |  |
有一天，所有人都埋头苦干，孙老师突然停下手里的工作，像给自己打气一样说了一句：“加油！再干个几天就能回家过年啦！”大家忍俊不禁。吃饭的时候他们几乎不聊学术，什么都聊。孙老师又一次讲起自家的布偶猫出去配种了，还一本正经地评价：“布偶猫还是公的更好看。”下午他有时会带学生去超市，刷自己的校园卡买饮料和零食。遇到有趣的选题，他的眼睛会亮起来，像小孩子一样挥着手：“诶！这个问题好像挺有意思的！”
寒假结束时，孙老师笑着问大家：“这段时间肯定还是学到东西了，有收获的吧。”余蓉后来回忆那段日子：“特别充实，是那种每天都能感受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往前走的状态。”
课堂上的孙老师
这种“一点一点往前走”的感觉，不只在科研中，也在课堂上。
2025级理论经济学学硕张晓柯上学期选了孙老师的《实证研究》课。这门课在校内外小有名气，不少外校老师专程来旁听，也有外校同学慕名蹭课。张晓柯和余蓉每次都坐第一排，“不是简单的捧场，而是每一次认真投入都能收获满满干货的成就感。”
孙老师的课堂从不是枯燥的知识堆砌。他常以自己的论文作为案例，把晦涩的理论与方法拆解得通俗易懂、直击要害。知识讲解穿插着文献研读，张晓柯主动报名成为第一组文献分享的成员。不同于常规的PPT汇报加简单提问，孙老师会紧盯每一处细节随时追问，从研究背景里古代科举与现代受教育程度的类比，到变量的测算与说明，再到描述性统计、回归表中每一组数据的深层含义，乃至机制背后的完整理论逻辑。
“一场不过四十分钟的汇报，却为我此后所有的文献研读搭建起了清晰框架，让我真正读懂文献究竟读什么、研什么。”张晓柯说。
有问题不能放在那里不管
读懂文献是第一步，真正上手写论文，又是另一道坎。余蓉写小论文时，基准回归已经跑出来了，但工具变量结果一直不理想。她有点慌。
其实她此前已经请教过孙老师一次，老师帮她想了几个可以尝试的工具变量。可试过之后，结果仍然不理想。那几天，她反复改代码、看结果，越看越焦虑。
“我已经因为这个问题找过老师一次了，心里有点不敢再因为同一个问题问第二遍，总觉得是不是自己做得还不够。”
但那天晚上，孙老师先给她发了消息，问论文最近写得怎么样，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。
看到那条消息，余蓉心里一下子松了一点，把自己卡在工具变量这里的情况跟老师说了。消息发出去还不到一分钟，便收到了回复：“就差一个工具变量了是吧？你把数据和code整理好发给我。”
第二天，孙老师就把改过的代码发了过来。他把整套代码重新梳理了一遍，连变量有缺失值、描述性统计做的有问题这些细节都看了出来。他帮她处理了缺失值，又换了一种聚类方式，结果便顺利跑通了。
孙老师经常跟学生说：“有问题你们不能放在那里不管啊，一定要解决，可以找老师一起想办法。”他还说过：“你们随时都可以找我，不用怕打扰我。我有事可能不立刻回复，你们可以先发来排个队，我肯定会回的。”
这不是客套话。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多，余蓉试着给老师发了条消息，没想到很快收到回复，老师还主动提出打电话讲清楚。他跟学生说过，做导师的要及时回复信息，因为“你不知道你要是不回信息，学生心里会怎么担心”。
余蓉说：“有老师这样在后面托着，心里会踏实很多。这件事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那种在自己最焦虑、最没把握的时候，被老师稳稳接住的感觉。”
讲都讲不好，能写好吗？
实证做完之后，进入写作阶段。余蓉在理论分析部分卡住了。有一次和老师讨论时，她有点底气不足地说：“这个理论分析的逻辑，我现在可能讲不好，我还是先写出来给您看吧。”
孙老师当时马上反问了一句：“讲都讲不好，那能写好吗？”
余蓉一下子被问住了。她本来的想法是先把文字“糊”出来，后面再慢慢改。但老师一句话就点中了要害：如果一个逻辑连自己都讲不顺，说明它在脑子里其实还没有真正成立，写出来只会更乱。
后来老师带着她从研究问题、机制到数据一层一层往回梳理，逻辑理清之后，文字也顺了。
论文投出去之后，审稿专家提出了内生性问题，需要做PSM（倾向得分匹配）。余蓉没做过，老实说了句“不太会”。孙老师很直接：“不会就去学。”说完又把自己正在用的PSM代码发了过来，让她对着学。“老师并不是一句‘你自己去学’就把问题丢给我了，而是既要求你往前走，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把梯子。”
孙老师常说：“做研究要先理清楚思路，根据机制找数据，而不是根据数据找机制。”“你们不要编。”“不能拍脑袋想。”
章心遥对此感受很深。她说，孙老师就是特别强调思维逻辑——“不要着急看到选题就往后跑回归，一定要先想清楚这个研究和以往的研究有什么不同，创新点在哪里，理顺了思维再往下做实证。”
2024级应用经济学学硕谢江斌也有类似的感受。有一次准备学术会议，大家都觉得现场已经布置妥当，孙老师却注意到部分座椅和桌腿之间间隙过小，参会老师坐进去可能会不舒服。他又和学生们一起重新挪桌子、调位置，把每一处都重新摆过。“这一幕让我对‘严谨’二字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。”谢江斌说。
这种严谨不只体现在学术思维上，从课堂到科研，从论文到会务，一以贯之。
从“不会就慌”到“不会就学”
跟着孙老师做了一段时间科研之后，余蓉说自己最大的变化，是遇到难题时不会像以前那样第一反应就退缩了。“以前遇到不会的东西，很容易先被‘我不会’这件事吓住，心里会焦虑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不下来。但现在我会更愿意沉下心来，把问题拆开，一步一步往前推。哪怕暂时不会，也不会第一时间想着退，而是先去学、先去试、先去做。”
章心遥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思维方式的转变：先想清楚逻辑，再动手做事。张晓柯说，是课堂上那场被追问了四十分钟的文献汇报，让她真正学会了怎么读论文。谢江斌则记住了那次重新摆椅子的下午，严谨不是一个抽象的词，而是体现在每一处细节里。
一个寒假，一间教室，几句被记住的话。这些事情拆开来看都不大，但连在一起，就是他们最真实的变化。
从“不会就慌”到“不会就学”，
那些被接住的焦虑、被点醒的瞬间，
最终都沉淀为一个人面对未知时的底气。
回头看，每一步都有意义。
联系我们